東京大學文學部時代(1877~1886)

東京大學創建於1877年4月12日,乃近代初期內戰頻仍的時代。其前身為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江戶時代以來的兩大研究教育機關。法學•理學•文學三個學部由東京開成學校,醫學部由東京醫學校改組而成。

當時的文學部分設第一科與第二科。第一科為史學•哲學•政治學,第二科為和漢文學科。一方面吸收西方式的新學問,一方面有意識的繼承並保存傳統學問。本著求東西學問之融合的開學理念,要求第一科的在校生必修三年和•漢文學,第二科在校生必修三年英文學。當時的教授陣容裡有講授心理學•英語學•社會學的外山正一,講授漢文學的中村正直,講授哲學•審美學•政治學的歐內斯特•F•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時代(1886~1919)

1886年3月2日,伊藤博文內閣發出帝國大學的命令,東京大學亦該組為帝國大學。該命令明示:“應國家之需傳授學術技藝並究其內蘊”者乃帝國大學。結果,東京大學根據新的國家體制,合並了文部省管轄下的舊東京大學、司法省管轄下的法學校、工部省管轄下的工部大學校、農商務省管轄下的東京農林學校,作為唯一一所帝國大學,登上教育體系的頂點。

與此同時,文學部作為法•醫•工•文•理五大學科之一,改稱為文科大學。在第一科:哲學科,第二科:和文學科,第三科:漢文學科之外,增設博言學科(現稱語言學科)作為第四科。此後,逐次增設了史學科、英文學科、德意志文學科、法蘭西文學科。當時的教授陣容,有講授博言學的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講授史學的利斯(Ludwig Riess),講授哲學•美學的科培爾(Raphael von Koeber),講授英文學的小泉八雲(Patrick Lafcadio Hearn)與James MainDixon,外籍教授佔相當比例。外教陣容正反映了當初的時代氛圍。換言之,因為日本是落後的“帝國”之一,在學問方面也要一鼓作氣,師夷長技。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時代(1919~1949)

1919年4月,原敬內閣執政初期,文科大學更名為文學部,歷史掀開新的一頁。與此同時,學部更設了國文學、國史學、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哲學、印度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社會學、教育學、美學美術史學、語言學、梵文學、英吉利文學、德意志文學、法蘭西文學,共計19個學科。

時值大正時期,歷史面貌煥然一新。文學部與時俱進,抵達學問的自立•成熟期。肩負鼎盛時代的教授們是宗教學的姉崎正治、國史學的黑板勝美•辻善之助、東洋史的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西洋史的箕作元八•村川堅固、考古學的原田淑人、美學的瀧精一、國語學的橋本進吉、國文學的藤村作、英文學的市河三喜•齋藤勇、德意志文學的木村謹治、法蘭西文學的辰野隆•鈴木信太郎、社會學的建部遯吾•戶田貞三。

然而和平時代並沒有長久持續,經濟恐慌與戰亂嚴重影響了學問的發展。曾一時急速滲透的唯物論在思想統制中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興盛的國家主義風潮,其影響嚴重波及文學部的研究。1938年4 月,國史學的平泉澄擔任了日本思想史的講座便是一例。但是,即便身處水深火熱的年代,多數具備良知的教授們仍然堅持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與自由的教育方針。他們是哲學的井上哲次郎•桑木嚴翼、倫理學的和辻哲郎、美學的大西克禮、西洋史學的今井登志喜等教授。

隨著中日戰爭向太平洋戰爭的擴大,原本依據征兵法可以緩期應征的大學生也被列入征兵范圍。1943年10月,文科類學生的緩期應征也停止實施。據東京大學史史料室編纂的《東京大學的學生動員•學生上陣》,文學部在“學生上陣”中的戰亡人數為269人。按各學部以入學人數為分母進行的比率計算,繼醫學部、法學部、經濟學部之後,居第四位。

新制東京大學文學部時代(1949~現在

東京大學本鄉校舍的建築,在1945年3月的東京大空襲中免遭重大破壞。日本戰敗後,文學部立即號召暫定畢業、縮短畢業年限的畢業生以及休學入伍復原返鄉的學生重新入學,使得活力再現。

1947年,頒布學校教育法,實施“新制大學”。凡受過中等教育者均得以入學。於是,歷經一連串的教育改革之後,1949年新制東京大學誕生,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