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文学部时代(1877~1886)

东京大学创建于1877年4月12日,乃近代初期内战频仍的时代。其前身为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江户时代以来的两大研究教育机关。法学•理学•文学三个学部由东京开成学校,医学部由东京医学校改组而成。

当时的文学部分设第一科与第二科。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学,第二科为和汉文学科。一方面吸收西方式的新学问,一方面有意识的继承并保存传统学问。本着求东西学问之融合的开学理念,要求第一科的在校生必修三年和•汉文学,第二科在校生必修三年英文学。当时的教授阵容里有讲授心理学•英语学•社会学的外山正一,讲授汉文学的中村正直,讲授哲学•审美学•政治学的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时代(1886~1919)

1886年3月2日,伊藤博文内阁发出帝国大学的命令,东京大学亦该组为帝国大学。该命令明示:“应国家之需传授学术技艺并究其内蕴”者乃帝国大学。结果,东京大学根据新的国家体制,合并了文部省管辖下的旧东京大学、司法省管辖下的法学校、工部省管辖下的工部大学校、农商务省管辖下的东京农林学校,作为唯一一所帝国大学,登上教育体系的顶点。
与此同时,文学部作为法•医•工•文•理五大学科之一,改称为文科大学。在第一科:哲学科,第二科:和文学科,第三科:汉文学科之外,增设博言学科(现称语言学科)作为第四科。此后,逐次增设了史学科、英文学科、德意志文学科、法兰西文学科。当时的教授阵容,有讲授博言学的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讲授史学的利斯(Ludwig Riess),讲授哲学•美学的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讲授英文学的小泉八云(Patrick Lafcadio Hearn)与James MainDixon,外籍教授占相当比例。外教阵容正反映了当初的时代氛围。换言之,因为日本是落后的“帝国”之一,在学问方面也要一鼓作气,师夷长技。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时代(1919~1949)

1919年4月,原敬内阁执政初期,文科大学更名为文学部,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与此同时,学部更设了国文学、国史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哲学、印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社会学、教育学、美学美术史学、语言学、梵文学、英吉利文学、德意志文学、法兰西文学,共计19个学科。

时值大正时期,历史面貌焕然一新。文学部与时俱进,抵达学问的自立•成熟期。肩负鼎盛时代的教授们是宗教学的姊崎正治、国史学的黑板胜美•辻善之助、东洋史的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西洋史的箕作元八•村川坚固、考古学的原田淑人、美学的泷精一、国语学的桥本进吉、国文学的藤村作、英文学的市河三喜•斋藤勇、德意志文学的木村謹治、法兰西文学的辰野隆•铃木信太郎、社会学的建部遯吾•户田贞三。

然而和平时代并没有长久持续,经济恐慌与战乱严重影响了学问的发展。曾一时急速渗透的唯物论在思想统制中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兴盛的国家主义风潮,其影响严重波及文学部的研究。1938年4 月,国史学的平泉澄担任了日本思想史的讲座便是一例。但是,即便身处水深火热的年代,多数具备良知的教授们仍然坚持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自由的教育方针。他们是哲学的井上哲次郎•桑木严翼、伦理学的和辻哲郎、美学的大西克礼、西洋史学的今井登志喜诸教授。

随着中日战争向太平洋战争的扩大,原本依据征兵法可以缓期应征的大学生也被列入征兵范围。1943年10月,文科类学生的缓期应征也停止实施。据东京大学史料室编纂的《东京大学的学生动员•学生上阵》,文学部在“学生上阵”中的战亡人数为269人。按各学部以入学人数为分母进行的比率计算,继医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之后,居第四位。

新制东京大学文学部时代(1949~现在)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建筑,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中免遭重大破坏。日本战败后,文学部立即号召暂定毕业、缩短毕业年限的毕业生以及休学入伍复原返乡的学生重新入学,使得活力再现。

1947年,颁布学校教育法,实施“新制大学”。凡受过中等教育者均得以入学。于是,历经一系列教育改革之后,1949年,新制东京大学诞生,时至今日。